接下来的几天十分沮丧，我们一筹莫展，不知该做些什么。后院的种花种菜没意思了，种了也怕会给浣熊糟蹋掉。不过我和妻子还坚持每天傍晚的散步，我们通常是沿着顺时针方向先沿God Stone路一直走到那个小学的公园，在那里绕着圆圈走上四圈，然后会沿着Huntingwood(狩猎树林)路往回走。Hunting-wood路是我们这个区域的一条主要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两边有不少半圆形的小路，路边建着多处屋宅。我很喜欢在这些半圆形的小道里散步，因为这里面有不少房子还住着久远的住户，他们屋外的草地特别丰腴，树木和花卉跟他们的房子非常协调，和我们这些新来者房前景观迥然不同。有的时候我们会走得更远，走到那个收集汽车轮毂的白人房子那边去，那一带的房子建筑风格是英国都铎式的，看起来有点沉闷。这一天我和妻子一前一后慢慢走过，忽然听到有人在喊话：哈罗，哈罗!起初我们以为不是在对我们说话，可那声音还在叫。我们转头找到了那声音，是道路那一侧的屋子车道上有一个看起来像华人的中年妇女蹲在地上对着我们喊。我和妻子横过马路走过去，发现她正扶着一个坐在地上的白人老年妇女。等我们走近了，她用英语问我们是不是华人，在知道我们是大陆人之后她用国语解释，说这个白人老太太跌倒在地了，得把她扶起来。白人老太太很胖很重，她扶不起来，只能坐在地上撑着她不让她倒下去，她喊我们就是想叫我们帮助把老太太扶起来。我向来有腰椎突出的毛病，这几天又特别疼，但是这种情况是不能拒绝的。于是我就托住老太太的胳膊，让我妻子和她一起用力，感觉是在拖一袋两百斤重的大米。我们总算把老太太搀扶了起来，老太太要到停在车道上的那辆陈旧的英非纳迪车副驾驶位置上去。我们搀着她慢慢移动步子，终于让她进了驾驶室。这个时候，华人妇女告诉我还有个人在车道上呢。我回头看，果然还有个老头坐在地上，靠着那个大垃圾桶。现在我们明白了情况，这两个肥胖的老年人腿脚已难以支撑身体，他们刚才从屋子里相互搀扶想走进汽车，结果在车道上一起绊倒了，趴在地上无法起来。这华人妇女是他们家的邻居，刚开车回到家看到了他们倒在地上，便过来解救。我过去把那个同样沉重的老男人拖了起来，让他扶着垃圾桶站着。我以为他应该是要回到屋子里去，可他说也要去车里。他摇摇晃晃差点再次摔倒，我让他扶着垃圾桶，我推着垃圾桶向着汽车那边走。到达车门前，我扶着他钻进驾驶室。接下来的事情很神奇，这两个老人一坐到车里，就像是笨拙的海龟回到海里，马上灵巧起来。我听得车子轰的一下发动了。接着，车子以相当快的速度冲出了车道，飞快地驶去，让我目瞪口呆。
我不知道这两个老人路都不能走了，还能开车到什么地方去。他们下车后怎么走路呢?那华人妇女说他们经常会跌倒在车道上，有时很长时间没人看到，有个下雪天差点被冻死。这个华人妇女很健谈，问我们住在哪里，我回答我们就住在这条路上的头上。她便说真是不应该，在一条街上一起住了这么多年互相都不认识。接着她说，我们其实应该认识她的，很早以前就会认识，只是想不起来罢了。她说自己是上海芭蕾舞剧团当年跳白毛女的一号演员，“文革”期间的白毛女就是她跳的。她这么一说，我们倒是真看出了她的身材和气质的确与众不同。她大概有六十来岁，体形还十分匀称。但是我马上想起一件事：我刚来加拿大时在一家华人开的进口批发货仓打过工，老板刘先生是个上海人，当时六十来岁。一个在这里干了很多年的师兄杰森也是上海人，他告诉我之前有个张先生在这里干活，刚刚离开，我就是来顶他的缺的。这个张先生原来是上海芭蕾舞剧团的首席小提琴手，他老婆则是上海芭蕾舞团跳白毛女的。现在张先生在家教人拉琴，他老婆则教人跳舞。我前些年还碰到过杰森，他跟我说过那个张先生的家就在我们这条路上。所以这位华人妇女一说自己是白毛女，我就问她先生是不是姓张，她说是的，问我怎么知道的。于是我便把在刘先生那里打工的事讲了一番。我还说起了刘先生好多年前就患癌症死掉了，杰森后来开过便利店，在工厂里打过工，总是诸事不利。这些事情“白毛女”都知道的，但她似乎更在乎我们是不是还记得当年“白毛女”的形象。
两天后我们再次经过了那个圆圈，看到了“白毛女”在草地上修剪花木。我们并不想再次听她说那些年她跳芭蕾舞的事，想快点走过去，可她已看见我们，并热情打招呼。她说邻居那两位老人对我们那天的帮助非常感激，请她向我们致谢，并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坐坐。说实话，对于这一个邀请我们不感兴趣，就推说下一次吧。就这个时候，有一辆悍马越野吉普车开过来，停在了路边。车上下来个牛仔打扮的白人男子，肤色被太阳晒得棕红，模样很酷。“白毛女”和他相识，和他说了几句话，原来这人是老人的儿子，今天从另一个城市来看望父母。他得知我们就是前日帮助过他父母的人，就热情地邀请我们到屋里坐坐。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好推辞了，只得跟着他走进了屋子。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屋里面的布置和摆设完全是一个猎人的风格。一进门便见一头两米多高的棕熊标本直立着，似乎要扑过来。壁炉上方墙上是一头角叉巨大的麇鹿头部标本，窗户两边还有美洲狮、灰狼、红狐等等，都栩栩如生。而那一排玻璃橱子可不是书架，里面排着十几支各种各样的猎枪。墙上还到处挂着很多相框，全是一些和打猎有关的照片。两个老人坐在一张铺着熊皮的原木做成的椅座上，向我们欠身致意。儿子给我们倒了威士忌酒，不过这烈酒我可喝不了。交谈之间，我们知道了这老男人以前是个职业的猎人。他猎获的猎物主要是卖给做标本的公司，当然兽肉也有专门的人收购，在一些特别的餐馆可以品尝到。老人说以前的猎人收入还是很丰厚的，他的房子就是用打猎挣来的钱买下的。他的儿子接着说现在的猎人也有生存空间，他现在主要是给一档狩猎的电视频道做节目，这节目主要讲诱猎大型的飞禽，比如加拿大野鹅。他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了一件事，去年有一次我在两百公里之外的欧密密湖边钓鲈鱼。在我到来之前，有一辆车已停在湖边，车后还有一个拖船艇的车架，有人在我之前已放下小艇进入那密密的水草遮蔽的大湖中。这天上午我在钓鱼时不时听到湖中水草甸里有砰砰的响声，但我并没在意。中午时分，我看到一条小艇从湖中苇草中开出来，上面坐着个穿着迷彩装的白人，手持猎枪，船的前面部分堆满了猎获的加拿大野鹅，至少有几十只。我当时就想：小艇上的这种野鹅我家附近就有，但是受到所有人的保护。谁要是踢它们一脚一定会受到谴责，而同样的野鹅飞到了大湖里面怎么就可以大批地枪杀呢?
这天和猎人父子的交谈中我得知，我们所住的这一地区在一百多年前还是大型野兽出没的地区，所以这一条主要的街道叫Hunting-wood。那个时候丹密河里到了秋天会有大量的洄游产卵的三文鱼，引来很多的棕熊到峡谷里面来捕食。后来多伦多人口不断扩大，那些大型的野兽都退到北边的森林去了。现在以打猎为生的人已经很少，但是打猎作为消遣活动已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他们说的这个情况我大致了解。在我家的电视节目频道上有两个频道就是专门介绍野外狩猎的，里面有很多推销猎枪、猎具设备，以及相关服务的广告。我看到那些猎人用带瞄准镜的猎枪躲在高度伪装的帐篷内射杀一只黑熊易如反掌。可能是他们自己都觉得这样太容易了，于是一部分人喜欢用弓箭或者机械弩，以增加打猎的难度。但是我觉得这对动物来说是更残忍，子弹通常会使动物一枪毙命，而弓箭则会大大延长动物死去前的痛苦，而且很多动物会带着弓箭逃到密林里，最后肯定也会慢慢死去。所以我问猎人父子，为什么猎人可以用任何手段来猎杀各种各样的动物，而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里，对于那些带来麻烦的小动物却要保持那么温和的态度呢?对于我这个问题，年轻的猎人给了我这么一个解释——他说打猎的人是深入到了动物的领地，他对于他的环境和猎物是无法控制的，如果他的技术和运气不够好，如果他的猎物反应灵敏快速，那么他可能什么也打不到。因此说，猎人虽然残杀了猎物，但是他和猎物之间还有某种公平对等的关系。然而对于我们居住地盘内的小动物，我们对它们有绝对的控制能力，它们和关在动物园里的野兽没什么太大区别。想一想，如果我们枪杀或者殴打动物园里的野兽，那是不是一种无法接受的可耻行为呢?
要说清这一个问题是困难的，那是白人的游戏规则，超出了我的想象能力。但是我眼下有急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我说了浣熊人侵阁楼的事情，向猎人讨教办法。老猎人和儿子讨论了一下，说可以用诱捕笼的方法。他说自己车库里还有一只诱捕笼，以前在阿岗昆森林里专门用来诱捕红狐狸的。虽然是六十多年前制造的，却是做工精致，完全还可以再用一百年。他儿子从车库里找出了这个诱捕笼，果然保养得很好，是装在一个帆布袋里面的。他们告诉我，逮住了浣熊，一定要送到三十公里之外的地方放生，太近了浣熊有可能会找到返回原住地的路。他们还告诉我在浣熊关押期间，还得给它们饮水，笼子里面就有个饮水罐。当然，他还教了我怎么使用诱捕笼的方法。
我和妻子带着诱捕笼回家了，我心里有点奇怪，为什么在我遇到浣熊人侵时，会遇到两个老人倒在地上起不来的事情呢?民间故事都有这样的情节，上帝会化装成需要帮助的落难人，如果你正好帮助了他，那你就交上好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