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以上说法会引起多数同行的反感。相当的文学作者更愿意撇清关系与表现批判意识和桀傲不逊。万物相通但又相异。话语权也是一种权，权的运用当然有共同规律。当然也有不同，我自然明白，“太”做过领导了，写起小说来也许会碰到另外的更难以逾越的大门槛。
1956年初夏，收音机里播放的每周一歌是歌剧《茶花女》里的《饮酒歌》，走到哪里都听得到“……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青春好像小鸟，飞去不再飞回……”我去邵燕祥家祝贺他与谢文秀女士的新婚。我拿去了序诗，他帮我改了一点，原文在“让我编织你们”之后是“这该多么幸福”，他给改成了“用青春的缨络和幸福的金线，编织你们。”他说，这样也显得（字数）整齐一些。他在给我的信里还说：“序诗是诗，而且是好诗。”
是的，这首诗是成功的，时至2004年5月4日，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八十五周年”的大型文艺晚会，是以“青春万岁”命名这场晚会的，而且，在会上朗诵了它的序诗，所有的日子，仍然活着。
《青》书的写作中我一直是沉迷其中，我背得下每一段，我不但设计人物，情节，场景，道具，而且在不断地不出声的或者读出声来的背诵中，我掂量每个字的平仄，声母与韵母，圆唇与非圆唇音，我要求它们的舒畅，婉转，幽雅，洁净和光明。我写到一群“积极”的学生到苏宁家中，用革命的书籍与艺术品布置苏宁的房间，取代她原来的房间中的情趣的部分（如老明星的照片，徐訏的书等），写完了，我提高一步，说是“那个巨大的光明的世界，就在姑娘们的笑声中，胜利地冲击到这里”——我真是得意。
书中还有一段旁白：“我每每寻觅，一种光明的奇妙的生活……”这是王蒙学了法捷耶夫，法在《青年近卫军》里的旁白“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最后是在纷飞的战火中，用靴子作容器，喝下了战友用生命作代价舀来的带着战士的苦味与友情的浓郁的水。荡气回肠，荡气回肠！
耽于文学，这一下子就成了我的命运。念念有词，若有所思，时时走神，不太像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好下属，像写作之前那样了。从每天的偶然经历中得到灵感，一阵小风我觉得恰恰像是某个人物在某一段所感受到的。一个灯泡有点歪扭，怎么有这样的灯泡呢？正好写到另一个人的家中。上公共汽车后的一阵拥挤，启发我写到小说的结尾。年轻人的一阵哄笑，又使我感到某一章的构思需要重新调整。谁知道我的写作过程？有有预案的，有随机的，有突然改变的，有得意洋洋之后发现文本中怎么也容不下它的。有出去跑了一千米回来立即改变的。有看到一棵树突然改了主意的。生活的节奏，遭遇，触发，偶然事件与非偶然事件，天气与伙食，声音与气味，情绪与消化，血压与肌肉，山色与夜色，满月还是弦月，晴日还是阴晦，都与小说的写作纠合在一起，都带给作品以绝妙的影响，都改变着作品的面貌。写小说的人有福了！写小说的人的一切遭际都是宝贵的。连没有意义也是一种绝妙的小说题材，连失败也是小说的最好契机，连尴尬也能通过写作变成潇洒，连狼狈也能因笔而成为绝佳的幽默，连不知所云也能入小说而成为妙语如珠：人生是怎样地准备了这样的满汉全席、中西合壁的盛宴，丝丝入扣，滴滴销魂，用来款待小说作者！
小说之所以是创造，不仅在于它给读者提供了新的人物故事场景，而且尤其在于它的创作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它时时给作者以新的惊喜，可能五分钟以前作者还没有想到过——也没有梦到过这一段，而五分钟后它从笔底流出来了，涌出来了，首先是给作者以新的冲击，令作者一蹦八尺，我怎么写得这么棒！我绝了！其次才能给读者以冲击。这固然有点可笑，有点容易造成作者的自我欣赏，自说自话，自以为天下第一。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一篇东西作者自身都不感动，它能感动读者吗？未必能有什么人像王蒙那样的歌唱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的朝气，新中国的第一代青年人了。如果没有《青春万岁》，难道不是一个时代的遗憾吗？
而这部书却命途多舛，半个多世纪前，即1953年开始写作，1956年定稿的本书，先是打入冷宫近四分之一个世纪。1979年后才出了书。时过境迁，这本书并没有受到专家们的重视。然而，时至今日，它仍然不断地重印，平均每三年就要印一次，从未中断，前后已经发行了40多万册，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结束为止，文学史上有许多极其重要和精彩的书，然而，哪里还有其他书，能这样继续不停地发行着尤其是被年轻人阅读着的文本呢？为数很少。
一部不无幼稚的“老年间”的书，却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对于一个写作人，应该满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