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港口办事处查询，在那儿了解到，底特里奇并没有办理长久离港的手续；而且他有时候整夜在外钓鱼。他回来的可能性极大，于是多夫留下来等他。
他先是在码头上一家叫作“非洲皇后”的餐馆的露台上消磨时间，然后又去旁边的“快帆酒吧”，他在那儿喝浓浓的咖啡，以便能支撑这漫漫长夜。他还与从游船上下来的女郎们调笑，这些女郎大多是英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酒吧在凌晨一点半钟打烊后，他回到船上，一个人在舱里玩单人纸牌游戏。拂晓前，“萨里玛”号回港时，他已昏昏欲睡了。但他很快反应过来，随手关掉舱里的灯，操起一架双筒望远镜。
他没有出舱去观察，虽然那样可以看得更清楚，但容易引起底特里奇的注意。船坞里停泊的船只黑乎乎一片，码头上一个人也没有。多夫坐在舱中，将望远镜从窗中伸了出去。“萨里玛”号回到原来停泊的地方，底特里奇走上甲板，系上缆绳。这时，“萨里玛”号的后舱口出现了另一个人。这是多夫两天来见到的底特里奇的第一个客人。
那人离开“萨里玛”号，走上码头。多夫急忙调动望远镜焦距。那人个子很高，身材显得瘦而有力，穿着钓鱼服。由于有海堤阴影的遮挡，多夫只能看清这些。而且那人戴的一顶渔夫帽的长舌又在脸上造成一片阴影。多夫用望远镜跟着他，耐心地等待着。
当那人走过一盏位置很低的码头路灯时，灯光终于反射到他的脸部。多夫立即觉得这张面孔很熟。但还没等他想出在何处见过这张脸时，那人已走出了灯光，脸上又重是一片黑暗。
多夫将眼睛贴在望远镜上不动，等着他走过下一盏码头路灯。但当他走进灯光时，不巧有一艘游船正好挡在他和多夫的视线之间。过了一会儿，那人已走进罗德码头上停着的众多汽车之中，多夫再也看不见他的脸部了。
那人钻进了其中一辆轿车。多夫试图从望远镜中看到那辆车的牌照，但却被其它车挡住了。那辆车开动了，多夫转动望远镜跟踪，但始终看不见牌照，因为沿路停靠的汽车的港口的船只老挡在中间。汽车拐上了码头出口处的林荫大道，一溜烟开走了。
多夫放下望远镜，揉着双眼，回忆着那张一闪即逝的脸庞。他仍觉得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但由于他看见那张脸的时间太短，印象已开始模糊不清了。
最后，多夫终于得出结论，这个人很象他在海岸警备队认识的一位队长。于是，他把注意重新回到“萨里玛”号上，而船上的底特里奇似乎是在打算睡一场早觉了。
上午10时，迪哥·班底利打听到了慕雷·罗曼的地址。获得这个情报并不困难：给国际演员暨导演联合会打个电话就解决了。似乎罗马影业界的每个人都认识慕雷·罗曼。作为制片人，他的名气不大，但作为一个欠债人，却几乎人人皆知。
班底利亲自驾车出城去找他。他本可以派个助手去，或等罗曼回城再说，因为亨特的要求并不是很急。但今天恰好是班底利的休息日，他的妻子又回娘家去了，他很想去城外呼吸几个小时的新鲜空气。
慕雷·罗曼正在郊外一幢别墅中拍摄他三年来的第一部影片。这幢别墅位于罗马北面的群山之中，俯瞰着维加尼罗附近的布拉西亚诺湖。这是一幢宏大而已倾圮的建筑，有一片荒芜的院落和几十年未修整过的坍毁的院墙。主人一家早在50年前就搬到附近去住了。这儿荒凉破败的景象很适合罗曼的电影，他拍的是一部关于吸血鬼的恐怖片。别墅的主人也同意让他租用这幢破房子，租金以后再付。
班底利找到罗曼时，他正在院中导演自己的影片。他安排了一场戏，在这场戏中，一个男吸血鬼和一个女吸血鬼要在一个淤塞的喷水池中作殊死搏斗。由于摄影师只能讲意大利语，而男吸血鬼是法国人，女吸血鬼是德国人，所以拍摄得很慢。班底利向他走过去，脚下的铺路砖啪啪地碎裂。他向罗曼作了自我介绍。
慕雷·罗曼看上去约30岁，矮墩墩的，一张斗鸡脸，长长的黄发。他瞟了一眼班底利出示的警察证件，极度痛苦地闭上他那因甲状腺机能亢进而肿鼓的双眼。“啊，我的上帝……”他喃喃地说，睁开眼来。“您瞧，少校，”他哀求地说，“我向您发誓，每个人都能拿回他们的钱，每个人。我知道上部影片我还欠玛格赫拉的钱，还有……”
“我不是为这事来的，罗曼先生，”班底利打断他的话，同时也被这人的痛苦所打动。“我想找一个人，也许你能帮我个忙，没别的事儿。”
罗曼又一次闭上眼睛，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等眼睛睁开时，他已在微笑了。“好吧，很高兴为您效劳，少校。”他对演职员们喊了一嗓子：“休息一会儿，别走远了。”他分别用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然后挽着班底利的手臂，带他穿过一个开裂的连拱廊，来到后面一个小得多的院子。
这儿放着一张牌桌和几把帆布椅子。一名化妆师正在往一个漂亮女演员的脸上和脖子上涂抹“鲜血”。罗曼将他们赶开，让班底利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自己也坐了另一张。他擦擦脸上的汗水。“意大利的这个鬼地方，真他妈热……”他取下头上黄色的假发套，擦抹着秃顶上的汗珠。转眼之间，他老了20岁。“你想找哪个家伙呢，少校？是个妞儿吗？”
班底利从兜里取出一张贝尔·加拉的照片，递给罗曼。“这个人。”他见罗曼对照片皱眉，显然没认出是谁。“在戛纳，”班底利提醒他道。“有人见你与这人在卡尔通饭店的露台上喝酒，那是在两年前的电影节上。”
罗曼再次打量了下贝尔·加拉的照片。“啊……对……”他慢慢说道。“现在我记起来了……”他捻了好几次手指来帮助回忆。“安德鲁。科特瓦……是这个名字……”
班底利往前靠了靠。“你就知道他这个名字吗？”
“是的。”罗曼突然咧嘴一笑。“你是说这个名字是假的？我早该知道！我还曾想哄他为我的一部影片投点资呢。他应该是个有钱人，在摩洛哥或别的什么地方干大生意。我的秘书就是这么说的。在电影节上全是这种事：没钱的人们相互哄骗！”他大笑起来，但自嘲的成份居多。
“讲讲你对他的了解，”班底利说，“也许能帮助我们找到他。”
罗曼摇摇头。“我知道的就这些了。就在两年前见过他一次。那时给我当秘书的那个女人可能对他更了解些。我敢说他俩肯定在一起睡过觉。”
“到哪儿去找你的秘书？”
“我也差不多有两年不见她了。估计是回英国去了。她是英国人。”
“有她的地址吗？”
罗曼耸耸肩。“没有。我付不起工资，她就甩手走了。以后就音讯渺无。我能告诉你什么呢？我只知道她是英国人，她的名字叫朱丽叶·夏尔。”
那天下午两点钟，亨特正呆在尼斯的美国领事馆中，班底利从罗马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个情报。
班底利在电话的那一端哑声笑着说：“你就甭客套了，西蒙。这是一条已经过去了两年的线索，对你可能没什么用处。”
“用处是不大，”亨特不得不承认。
但他还是给伦敦的克拉尔警长打了个电话，将这件事告诉了他。“她叫朱丽叶·夏尔，是英国人。我们知道的就这些。你能否去找到她，替我跟她谈谈，她也许了解一些有关贝尔·加拉最近的情况。”
“我今天忙得要命，”克拉尔告诉他，语气中显然有很大不实之处。“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空去办这事。”
“不着急，”亨特说。“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去吧。”
他挂上电话，决定去对特罗皮兹。目前最新线索只有这一个，虽然山斯基已经在那儿，但两个人查起来会更快。他抓起椅背上的外衣，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亨特怀着一线希望拿起了电话，但一听对方的声音，便立即泄了气。
是华盛顿的电话，国务院的总机。亨特坐在桌沿上，打起精神来等着总机将电话与要和他讲话的人接通。
查乌兹在那一头说话了，声音就象在探望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时那样温和。“喏，西蒙，事情怎样了？”
“还不坏，”亨特撒谎道。“我们象毯子一样将这个地区覆盖住了。”至少这一点是真的。“无论贝尔·加拉想干什么，也就在这两天了。这一点我敢肯定。”亨特踌躇了一下，然后对查乌兹说了实话。“如果到时候我们仍无法阻止他，我们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了。”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查乌兹平静地告诉他。“恐怕你已经是吃不了兜着走了。我答应过尽量让你去办这件案子，直到有人开始踢我的屁股为止。唔，现在就有人在踢我的屁股了。他们没有接到你应该呈递给他们的报告，还抱怨说你没有按原订计划与他们见面。更糟的是，有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的疯子，讨厌大企业家，讨厌政府和大人物。”
亨特回想起他在巴黎召集的那次会议以及他在会上对那个国务院情报研究司的人说的话。那是他犯下的一个错误。“对不起，”他生硬地对查乌兹说。“我不善于外交辞令。”
“是的，”查乌兹同意道。“你是不善于外交。你只是一个相当称职的警官。”这是在给临死的犯人灌迷魂汤了。“但这项工作需要的却是外交家。我在挑选你的时候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我的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