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是进一步的勾心斗角。人们后来发现，许崇智与被击败的客家人陈炯明将军保持着秘密接触，而且，他手下的军官也与廖仲恺一案有牵连。
9月20日，蒋介石率领他手下的黄埔军校学员突然解除了许崇智部队的武装，而这些部队后来被并入蒋介石的第一军。
第二天，许崇智被解除了军事部长的职务，并被剥夺了对粤军的指挥权。他还被从广州驱逐到上海。现在，竞争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对手只剩下蒋、汪两人了。
被击败但尚未完蛋的陈炯明对国民党来说，仍然如同芒刺在背。他从1925年初就一直在制造麻烦，现在他又重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国民党觉得有必要一劳永逸地拔掉陈炯明这根刺。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国民革命军的五个军于1925年10月6日开始东征。一个月之后，蒋介石向广州发去了报捷的电报：
“今天，我们长驱600里已抵达惠州。普通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的涌来争睹我军的风采，并给我军送吃送喝。”惠州是陈炯明叛军的总部，该城被攻下后，陈炯明逃到香港避难，从此以后，他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在蒋介石写给当时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的周恩来的一封信中，蒋抱怨各师团中党的工作没有做到家；他还抱怨军官们的粗野行为（最不象话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班长将臭袜子塞入一个士兵的嘴里）。他写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革命，如果我们不开始改善士兵的生活，那么，所有那些关于改革和社会进步的标语就只不过是一些空话，”遗憾的是，那位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总理的回信没有保留下来。
在战场上取胜的蒋介石现在又面对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挑战。那些心怀不满的国民党右派，为了取得戏剧性的效果，在北京郊外的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枢前开了个会议。他们一共只有十个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发表一个口气很大的决议。这个决议要求将所有的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驱逐鲍罗廷等俄国顾问，全面改组国民党，将国民党总部由广州迁到上海等，当时正在惠州的蒋介石听到西山会议召开的消息后，愤怒地谴责了西山会议的参加者，这使他仍然维持着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形象。
这时，另一个叫“孙文学会”的右派组织也开始在广州积极进行反共活动。
尽管有这些分裂活动存在，蒋介石此时仍觉得可以积极筹划北伐，至少在军事上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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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传--第七章 北伐
第七章 北伐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权术方面，他是一个“进步”很快的新手。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国民革命军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他们充满信心，并由于取得了巨大、迅速的胜利而士气高涨，随着不断地向北进军，队伍也随之不断地状大。
如果说历史上一个统一的中国曾在最混乱的变革中出现过的话，那么，北伐将是必要的。
蒋介石非常自信地认为，不管局势如何，他都能够领导新的革命军走向胜利。
然而，共产主义者，尤其是苏联人，却不象他那么乐观。
从理论上讲，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
在蒋与他的军事目标之间，存在着五大军阀，其中三个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他们是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
吴佩孚驻扎在很远的地方，曾被冯以翻云覆雨的手段打败。1926年初，他从湖北根据地卷土重来，并占领了河南。他控制的地区有湖南、四川和贵州，军队大约是25万。张作霖当时是北方军阀中最强大的一个。他控制着山东、满洲里、热河、察哈尔和河北，估计他的军队大约是30万至50万。
孙传芳以20万军队控制着从上海至江西南昌的华东地区。
他横跨长江下游，包括江苏、安徽、浙江和江西。
另外两个是强大而又引人注目的冯玉祥和阎锡山。赶走了吴佩孚以后，冯将自己的部队增至27．5万人左右。但是，由于他过分扩张，使自己的侧翼暴露在阎的势力之下，阎当时似乎想跟张联盟。那时，冯控制的省份有山西、甘肃、绥远（现在的内蒙古）和察哈尔。因此，他有资格被看成是“西北军阀”（尽管人们无数次地称他为“东北军阀”）。
1926年1月1日，冯突然宣布他将退休，并动身去作长途旅行，最终目的地是莫斯科。在那里，他希望能为他那支号称是国民军或人民军的部队搞到给养。当他走了几个月之后，他的下属指挥官撤退了暴露在阎的势力之下的那部分部队，并将该部队拉到距北京50英里以内的长城南口。
阎和一般的军阀不同。一般的军阀是掠夺性的、破坏性的、自私自利的。而阎则以“现代的”或“社会的”军阀而闻名于世。他开办学校，促进卫生事业，禁止鸦片，修建公路和桥梁，并且采用各种方案开垦土地，灌溉土地，提高耕作水平。
巴巴拉·塔奇曼写道：“他的旁边坐着在剑桥受过教育的中国秘书。他按照外国的风格宴请宾客，用的是玫瑰色的、银色的和石榴色的水晶酒杯，餐巾巧妙地折叠成玫瑰状，鸟状和宝塔状，饭后，由侍从拿着挂在高高的柱子上的五颜六色的灯笼，护卫着客人穿过撒满月色的花园。”
冯和阎都害怕遭到蒋介石的打击，他们表示参加国民革命。
军阀部队的数目总共不少于75万，与势力强大的军阀相比，1926年初，蒋的军队人数不超过8．5万人，编成6个师。
从理论上说，这是不够的。但是，要等到他的军队数量能敌得过他的对手的那一天是不可能的。蒋给了自己6个月时间。在制定计划与训练的过程中，有时候军事问题相对于政治问题而言，似乎是第二位的。
国民党“二大”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1月1日至19日在广东召开。会议决定以孙中山的遗嘱作为国民党永久的基础。
宣布孙逸仙的在天之灵永远是该党的灯塔。
会议从258名代表中选出了36位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中有7位是共产党人。
毛泽东是其中之一，他负责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另外，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广东负责国民党党务。蒋介石也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上，蒋报告了他的军事计划——一个只有8．5万军队的计划。这支军队中，只有6万人配有枪支。另外，还有6千军校学生，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动员起来。
1926年2月1日，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大概是从这时开始，蒋认为共产党正在暗中进行反对他的活动。会上，共产党对他的军事计划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鲍罗廷甚至支持这些计划。然而，会后鲍罗廷突然被召回。在他离任期间，由他人负责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工作。
大概在此时，广东出现了把蒋介石描绘成新军阀和攻击北伐的传单。蒋怀疑这是苏联人在幕后策划的。
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待他们以诚，他们却报之以诈。不可与他们共事。”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缩小目标，蒋介石决定辞去他最初选定而尚未就任的职务。他于2月8日宣布，他将不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第二天，他拜访了汪精卫，提出辞去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职务和广东警备司令的职务。汪不露声色地听着，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蒋介石感到，不久他将与现任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领袖的这个真正的对手发生冲突。
对于是否北伐，蒋在心里仍是很矛盾的。汪精卫依然保持着沉默。最后蒋摊了牌，2月27日他对汪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辞呈，那就请俄国人离开。”汪还是没有反应。
3月8日蒋回到汪的办公室说：
“领导国民革命的实权不应落入俄国人之手；即使与第三国际进行联络也应划清某种界限。我们决不能丧失自己的决定权。”
以上的谈话情形是在事件发生大约30年后，蒋介石记录下来的。
整个事情的发展令人烦恼不安，蒋常常为此而失眠。2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到：他度过了稍微平静的一天，许多天以来第一次度过了一个心境宁静的晚上。大约是在这个时候，有人两次企图杀害蒋，均未成功。
为了当时和将来使用，他开始搜集在广东的那些潜在的对手和阴谋者的个人档案，并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秘密机构，监视来自各方面的可疑人员。
对于蒋辞职的问题，汪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意见。但是，他开始隐晦地告诉这个年轻人趁着局势还好的时候离开广东，继续呆下去可能会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危险。虽然蒋当时的处境尚好，但是，如果他继续呆下去，他可能会遭暗杀。如果离开，他又要对擅离职守负责。更糟糕的是，他发现苏联人了解到他与汪精卫之间的交易，据此，他认为汪正在与苏联人勾结。
接着便是“3·20事件”（“中山舰事件”）。
蒋声称中山舰开到黄埔，“是共产党的一个阴谋”，他以广东警备司令的名义宣布了戒严令。
根据他的命令，25名共产党员被逮捕或受到严密监视，其中包括周恩来。1926年3月20日凌晨3点，在广东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
